發表評論
北京有奧運塗鴉墻，重慶有塗鴉一條街，濟南街頭也將出現100余面文化墻……而在塗鴉起源地的西方，卻是另一番景象：羅馬市長對塗鴉藝術喊停；美國加州出臺強制法案，規定塗鴉者負有清理責任；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更是與官員一起，用高壓水槍清洗街頭塗鴉……
處在不同城市化進程的中、西國家對塗鴉的態度竟有巨大的反差，曾經只能在西方國家街頭巷尾看到的塗鴉藝術，如今漂洋過海，落地生根，再現于東方古國。
伴隨改革開放飛來的“夜鶯”
一般認為，西方的塗鴉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反主流文化興起之時。在發展過程中，藝術元素的加入使得塗鴉不再是單純的反社會行為，而使其更容易被人們接受。深圳雕塑院院長孫振華認為，塗鴉起初是西方青年反叛情緒自發的宣泄，塗鴉觀眾的增加逐漸增強了塗鴉的社會影響力，從而使塗鴉慢慢地從文化邊緣走向文化中心，成為受主流意識認可和畫商追捧的藝術形態之一。在歐美的許多大中城市，如紐約、倫敦、巴黎、柏林、哥本哈根等地，都有著名的塗鴉墻。
在中國，“塗鴉”一詞出自初唐詩人盧仝的詩句“忽來案上翻墨汁，塗抹詩書如老鴉。”而現代塗鴉，可以說是伴隨改革開放飛到中國的“夜鶯”。基於國情和普通人的認知及其對公共秩序的挑戰性，塗鴉最初落地中國時只能夜間“作戰”，這讓負責維護市容的城市管理者十分頭痛。
在中國，真正意義上的塗鴉出現較晚，近年來的發展卻很快：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大城市陸續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塗鴉文化墻，如北京的奧運塗鴉墻、重慶的塗鴉一條街等都曾名噪一時。國內的塗鴉網站也十分紅火，名為“塗鴉王國”的塗鴉網站，其註冊會員就多達十幾萬人。塗鴉已從晝伏夜出的“遊擊隊”發展成軍團作戰的“正規軍”。
針對塗鴉的種種態度
與塗鴉飛速發展的現實相比，法律條文則顯得相對滯後，以致很多地方只能按照亂貼亂畫的違法行為處理塗鴉人員。
在國外，義大利國會批准的一項公共安全修正案規定，被抓住的塗鴉藝術家將被判刑、罰款，因為在列車、巴士、博物館、歷史古跡上塗鴉的行為日趨嚴重，並已成為社會問題；在我國香港，今年7月，法國畫家澤夫斯因塗鴉而被控以670余萬港元的賠償金，並被香港警方拘捕，最終澤夫斯被判處處以罰金87萬美元(約合559萬港幣)。
記者了解到，在中國內地，未經設施擁有者許可的塗鴉可能觸犯民法、刑法、治安管理處罰條例，屬於違法或犯罪行為。
有關專家認為，塗鴉者在塗鴉時，應以不違背社會公共道德、不對他人構成損害為底線，具體來說要注意3個要素：涂什麼東西，要注意不要對他人構成侮辱或傷害；在什麼地方涂，要注意不要損害公共設施或古跡；在什麼時間涂，因為重大節慶期間一般不允許塗鴉。
記者在調查時也發現，大部分市民贊同“塗鴉使得人人皆可為畫家”，但在表現自身情感的同時，最好不要影響別人的生活。
被規範的塗鴉還是塗鴉嗎
塗鴉作為一種城市元素逐漸在國內流行，並得到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默許或認可。而文化墻等公共塗鴉以疏導的方式，使塗鴉限定在可控的範圍內，如北京的奧運塗鴉墻等，一些公共塗鴉甚至成為當地的一道風景線。在天津的一些社區，則使用社區塗鴉佔領小廣告陣地的策略，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。
張大力是最早的塗鴉愛好者之一，在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塗鴉界影響力極大。他認為，如今塗鴉變成了一種時尚，這已經背離了塗鴉的反叛精神，實際上已經不是塗鴉了。因此，2007年張大力封筆，不再塗鴉。
隨著“塗鴉是一種城市文化”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，更多的地方政府開始參與組織規劃塗鴉墻。為政者的出發點大致是，考慮到城市的環境面貌，規劃塗鴉墻既可以防止亂涂亂畫造成的環境問題，又可以形成地方景觀，進而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。然而這似乎與塗鴉的原初定義不符。
對此，孫振華認為，國內在接受塗鴉這種藝術形式時上有點差別，把塗鴉簡單地看成了一種裝飾。他說：“塗鴉是民間的東西，還是還給民間比較好。規範化使塗鴉成為一種景觀裝飾工程，效果並不好，這不僅背離了塗鴉的本質意義，也降低了它的藝術性。”
從草根到主流，從自發到組織，塗鴉藝術亟需重新定位。(黨雲峰)
